民族语言

土家族有自己的语言。清代“改土归流”以前，湘西土家族人大多不通汉语，土家语是当时社会交际的主要工具。土司政权时期，土司、土官以操土家语为主，少数 懂点汉语。“改土归流”后，汉族人大量进入土家族聚居地区，土家语言不断接受汉语言的影响。加之土家族原本没有文字，在普遍创办汉文学校，土家人入学人数 逐渐增多后，汉语汉文在湘西土家族地区使用范围日益扩大，土家语的语音、词汇等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土家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建 设的加速，人们操用土家语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大致分为三种类型：单用型、兼用型和转用型。

单用型即本民族内部或与外人接触，完全用土家语作交际工具。如龙山县的坡脚、他砂、靛房等，永顺县的对山、和平、列夕等，保靖县的拔茅、马王、 比耳等，古丈县的断龙、茄通，约有50多个乡镇的土家族聚居村寨中的部分居民，属这一类型。按1990年人口普查数，这一类约占湘西土家族人口总数的 20％，即16万余人。

兼用型即土家语和汉语兼用，以汉语为主。这一类也是在上述50多个乡镇中，占25％，即20多万人。

转用型是指由使用土家语转而基本使用汉语。凡交通较为便利，经济、文化发展较快的乡镇的土家族人，多数都转用了汉语汉文。这些地区，仍保存大量的土家族的底层语言。

土家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是比较接近于彝语支的一种独立语言。其基本特征是有声调；无复辅音，复合元音较多，辅音韵尾较少；词汇以复音词占 优势；句子的基本语序是“主语一谓语”、“主语一宾语一谓语”；名词和领格代词定语在被修饰语之前；形容词、数量词作定语在被修饰语之后；指示代词位于所 修饰的名词之前。

湘西土家语有北部方言和南部方言之分。北部方言分布在龙山、永顺、保靖、古丈等县，各地均能通话。南部方言主要分布在泸溪县境，语音、词汇均与北部方言有较大的差别，故南北两个方言不能通话。

随着社会的发展，土家族和汉族交往日益密切，特别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土家语吸收了大量的汉语借词，使土家语本身也得到了丰富和发展。汉语借词分 两种：一是全借，即本民族原来没有的，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凡一切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科学技术方面的名词术语，多全借用汉词，如“社会主义”、 “共产党”、“飞机”、“电视”等；二是半借，即有的本民族原来有，因用得少，遗忘一些，只保留一部分，而另一部分就借用汉语，如thau纠tsi2l  kha巧phu酆(桃子花)中的thau。’tsi。’(桃子)是借汉语，而kha弱phu’。(花)是本民族原有的。

土家语句子有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和补语共6个成分。基本语序有“主语+谓语”、“主语+宾语+谓语”两种。定语、状语、补语在句子中 的语序视不同情况而有所变化。土家语句子有单句，也有复句，复句大多不用连词，语序、句法颇有特点。将土家语语句与标准汉语句对比，颇值得玩味。苗族的 《天龙相公》、《吴八月》等。风情风俗传说的内容格外丰富多彩，它包括居住、饮食、服饰、婚丧、娱乐、时令、信仰、禁忌等方面。《土家吊脚楼》、《果木树 吃年饭》、《奇特的过年仪式》、《摆手节》、《哭嫁的根巴》、《西郎卡普》、《苗家造房祭鲁班娘子》、《花带》、《银项圈》、《椎牛》、《赶秋》等，皆生 动别致，饶有风趣。

民间歌谣主要分为土家歌、苗歌、汉歌，形式上以七言四句为主，也有七言五句、七言两句、七言联句，还有三个头(三脚架歌)和长短句自由体。民间 歌谣按内容分劳动歌、时政歌、仪式歌、情歌、生活歌、历史传说歌、儿歌、民间叙事歌诸类。唱法分冷歌和热歌(即独唱和对唱)，以热歌为主。题材有挖土锣 鼓、渔歌、樵歌、夯歌、船工号子、哭嫁歌、娶亲歌、望月歌、哭丧歌、寡妇歌、长工歌、鸟名歌、兽名歌等。唱腔分高腔和平腔(即坡头腔和沿河腔)，皆各有特 色，别有韵味。

民间谚语源自生活，口头相传。湘西人称之为“聪明人的话”、“语言中的盐”。湘西谚语分时政类、事理类、修养类、生活类、自然类、生产类、文化教育类、乡土类，或描绘秀丽山川，或讲述地方特产，或描述民俗乡风，或总结生产经验，皆形象生动，朴实而又富有哲理。

民间笑话，也叫“民间趣事”，一般带有讽刺意蕴，故事简短，语言精练而谐趣。湘西流传较广的有土家语笑话、苗语笑话和汉语笑话。经典笑话段子有《抬猪》、《高坡鬼》、《臭狗屁》等。

民间文学整理这些弥足珍贵的口头文学代代口耳相传。至宋代，始有文字整理记载。随父到辰州任职做官的朱辅经多年考察搜集，编著了《溪蛮丛笑》， 书中介绍了湘西少数民族地区广泛流传的口头文学。民国年间，国立中央社会研究院学者凌纯生、芮逸夫到湘西苗区调查，于1940年出版《湘西苗族调查报 告》。与此同时，多年从事湘西苗族调研工作的湘西籍苗族学者石启贵先后编写《湘西土著民族考察报告书》和《湘西兄弟民族介绍》，对湘西地区广泛流传的神 话、故事、传说、歌谣、寓言作了更为翔实的记载。新中国成立后，湘西民间文学事业突飞猛进，先后搜集整理出版了《常青树的故事》、《反江山的故事》(机智 人物故事)、《婆婆树》(土家族故事)、《锦鸡》(土家族民间长诗)、《哭嫁歌》、《摆手歌》(土家族)、《湘西民间故事选》、《湘西民间文学资料》、 《苗族婚姻礼词》、《湘西剿匪故事》、《张家界传说》等民间文学作品集，20世纪80年代，湘西州组织4000余人搜集整理民间文学资料2000多万字， 编辑出版了民间故事、歌谣、谚语集成33套，共900多万字。土家族山歌手田茂忠编唱13万首，发表1000余首新山歌，远近闻名。民间文艺理论研究也蓬 勃发展，如苗族的盘瓠研究、屈原族属研究、土家族的《摆手歌》、《梯玛歌》研究等均取得一定成果。

书面文学湘西文人书面古体诗歌文学始于明代，清“改土归流”后逐渐兴起。明代苗族教育家吴鹤、苗族文人吴因周、石鼎以诗文著称；清代土家族诗人 彭勇行、彭勇功、彭施锋以“彭家父子兵”而负盛名。近代南社诗人田星六与田名瑜的诗作及人品被著名诗人柳亚子赞誉“磊落有双田”。苗族诗人石板塘从苗歌中 吸取丰富营养，其诗歌创作内容丰富、形式独特，《劝夫妻和睦歌》、《苗族名人歌》深受好评；湘鄂边革命根据地红军师长、诗人贺锦斋是革命军人中诗歌作家的 代表人物，他创作的数十首诗篇充满了恨敌人、爱人民、爱祖国的革命激情，被誉为“上马将军下马诗人”。新中国成立后，湘西少数民族诗人的诗作层出不穷：苗 族诗人石太瑞(原湖南省作协副主席)创作近千首短诗和3部长诗，结集出版了《木叶之歌》等多部诗集；土家族诗人汪承栋(原西藏自治区文联副主席)先后出版 《边疆颂》等六部诗集；美术大师黄永玉以诗画配的形式独领风骚，先后出版诗集十余部；苗族诗人龙再宇出版古典诗词《洞河诗草》等多部，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 奖；土家族诗人颜家文出版诗集多部，屡获大奖。此外，岳立功、胡文江、仲彦、刘大兴、侯自佳等湘西诗人都创作了不少佳作。

湘西境内最早并见诸于文字的散文作品当为后晋天福五年(940)刻于“溪州铜柱”上的《复溪州铜柱记》，作者为天策府学士李弘皋，全文共 2641字。明清时期，湘西境内的散文写作多为碑文、序跋、杂记、应试论文等。20世纪30年代，湘西凤凰籍文学大师沈从文的《蜜桔》、《沈从文甲集》、 《记胡也频》、《记丁玲》、《从文自传》、《湘西散记》、《湘西》等散文集先后问世。湘西古丈籍作家肖离先后出版有散文集《故园篇》、《昨日篇》。描写湘 西故土风土人情、风光风俗的《见茶豆，起乡思》、《山城杂记》、《古丈茶》、《崛起吧，湘西》等都脍炙人口。黄永玉的散文文风独特，从《太阳下的风景》到 《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一路唱回故乡》、《比我老的老头》等散文集，一如他的画与诗，洋溢着非凡的才气。

此后，湘西的散文创作逐渐普及，日益繁荣。20世纪80年代后，更是异峰突起。宋家景的《阿巴的歌》，韩棕树的《金鹿玉泉的故事》，石太瑞的 《樱桃寨》，向秀清的《春满苗山》，张二牧的《不二门》，颜家文的《梦中的水碾》，蔡测海的《刻在记忆的石壁上》，郭曼文的《抢狮》，彭学明的《吊脚楼里 的人物》，向启军的《远徙的魂》，彭世贵的《最古老的舞蹈》等作品均在文坛掀起了涟漪。

湘西的小说创作始于20世纪20年代。把湘西推向世界的第一位小说家便是沈从文。沈从文的小说大多描写湘鄂渝黔边区少数民族人民的风土人情，具 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民族特色和乡土气息。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柏子》、《贵生》、《丈夫》、《萧萧》，中篇小说《边城》、长篇小说《长河》等。出版有《边 城》、《沈从文小说选》、《沈从文文集》等各类作品600多万字。其代表作《边城》，以湘、渝边境的古镇茶洞为生活背景，表瑚了存在于当时中国湘西边陲之 地的“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194(3年，凤凰籍军旅作家的小说集《淡血》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新中国成立后，湘西州少数民族小说家异军突起，成为文学湘军的一支生力军。吉首籍著名作家孙健忠(原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席)自50年代以来，先后 发表《醉乡》、《甜甜的刺莓》等长、中、短篇小说近200篇(部)、约300余万字。其作品多以湘西的生活为题材，描写了湘西人民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爱恨 情仇。向秀清的《一张预分单》，张二牧的《城里来的小媳妇》，周文光《我的朋友水生》，胡柯的《外村人》等也在文坛引起反响。

20世纪80年代以后，湘西州的小说创作佳作连篇，逐步走向繁荣。周文光的《清溪河的娃娃任》兹涮海的《沅口h的伐木亩岛   旱雪恼的《相妹仨》等作品均先后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彭学明、田耳等一大批青年作家相继在全国各级报刊发表了大量小说作品并结集出版，构筑起湘西文坛一 道亮丽的风景。

与此同时，起步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其他体裁的文学创作如报告文学、传记文学、影视文学、文学评论等亦取得了令人瞩目、振奋人心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