捍卫三民主义的米世珍

在中国灾难深重的近百年里，他却只生活28年，竟倒在举着“三民主义旗帜”的屠刀之下……然而他又是真正捍卫三民主义坚强而可敬的战士——米世珍。

米世珍，男，土家族，1900年生，湖南省保靖县大妥乡踏梯村人。童年时代，家境贫寒，其父米永康，在世珍三岁时辞世病故，次年其母又改嫁出走，这时可怜的世珍孤苦伶仃，无奈只有依靠年老身残的祖父母抚养。六岁上私熟读书时，又得到姑母米六英的全力扶助，十二岁后，不料祖父母以及姑母相继去世。十四岁后，其他亲友怜其世珍聪慧过人鼎力资助转入永绥(今花垣)县务正小学读书，因世珍天资聪颖，才华出众，引起了资深校长张称达(清末进士)的赏识，一天唤他面试，张问：“汝名世珍，世人何所珍?”，世珍答曰：“民既以食为天，米乃世上珍也!”。如此出语不凡，使张大为惊叹。接着要他背诵两篇古文，他诵读如流一字不差地背了出来。张校长拍案叫绝，“其苗可扶”，待问明其家庭情况后，对世珍多加安慰和鼓励。事后张对友人说：“此子智质非凡、日后必成大器”，之后张特从学习到生活经济上大力关心和资助。世珍小学毕业后，在张校长和老师、亲友等多人的资助下，考进了免费的“旅鄂湖南中学(即湖南商人在武昌市先贸．宫街湖南会馆内开办的中学)”，学生皆为旅鄂湘人子弟，世珍在校读书后仍乃是勤奋好学，成绩优异，品行正派，积极上进的优秀学生，又博得校长彭国钧(后任国民党湖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常委)和授课老师们关爱赞扬与鼓励使之修完学业。

1921年，世珍中学毕业后，又以优异成绩考入北平中国交通大学。在校期间，读书非常刻苦用功，也非常关心国家政治，目睹中国人民遭受帝国主义的蹂躏，封建地主和卖办资本家的压迫，以及封建军阀政府的腐败无能，又看到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此起彼伏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的斗争，他深爱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的启迪，激起他救国救民之志，于是他转向学习进步书籍和报刊，认真学习马列主义著作，后经同学的介绍，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同志，在李的醺陶下，世珍更加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1922年冬，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在李大钊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他担任了党在北平地下交通员，负责各大学党组织的秘密联络。

在交大学习期间，世珍不但各科成绩优良，而且文章也写得很好，书法颇有名气。他对待同学、同乡十分热情，凡同乡友人赴京考大学，无不得到他的热情接待和多方面的支持与帮助，姚彦就是米世珍同志从小同村的好友，姚考进北京大学后，世珍帮助他从政治上进步，姚彦于1925年11月，被世珍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北方区委成员，担任北平市商民部部长等职，后不久被捕。遂于1927年4月28日，同李大钊等20位革命先驱勇敢地走向北洋军阀的绞刑架，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时年仅24岁。

世珍同志在姚彦牺牲之前，和广东一位姓罗的同学等人，组织了“中山学社”，以学社名义研究三民主义。他指出：“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先生领导中国民主革命中提出的三大政纲，这就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民族主义是推翻满清统治，恢复汉族政权；民权主义是建立民国；民生主义是平均地权。这是孙中山先生最初提出的，人们称之为旧三民主义。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总理又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在1924年又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是反对帝国主义，主张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权主义是建立为一般平民所共存，非少数人所得而私有的民主政治；民生主义是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这就是新三民主义的主要内容”。这时世珍同志在宣传三民主义的同时又宣传马列主义的理论。为了工作之便，他在国共合作期间，又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借用这一公开身份与国民党内左派一起，向国民党的右派势力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1926年暑假期间，世珍只身一人从北平回到南方参加北伐战斗，一度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作宣传工作，直到暑假期满才回到学校。当同学们问他到那里去了的时候，他拿着铅印的各种宣传品——“北伐誓师宣言”等给同学们看，并高兴地说：“这次把吴佩孚打得落花流水，真是痛快至极”!

由于世珍积极参加各种活动与斗争，这年秋天，他被奉系军阀张作霖的警察机关，以共产党的嫌疑份子逮捕。被关押在北平西交民巷看守所内。他毫不畏惧，与敌人舌战周旋，敌人未能从他的口中得到任何情况，时至腊月中旬，同学好友彭钰昌等来看守所看他。问他：“问题搞清楚了没有?”他说：“我的问题已搞清楚了，只要找到一个有名望的人作保就可以出来了，你们是否可以给我找到熊希龄呀!”没过几天，他的同学还未来得及找到保人，他就被放了出来。这是因警察当局曾派人到“永靖会馆”查询。经同乡们证明，世珍确系孤儿出身，一贯诚实，刻苦求学，绝非歹人，于是当局以“查无实据，准予交保开释”。出狱后，世珍没有回学校，而住在永靖会馆，同党组织取得联系，又继续开展革命活动。半月之后，党组织考虑到他的安全问题，决定将他转移到湖南长沙工作。1927年春，他离开北平，临行时在同乡胡治楠等护送下，才安全地抵达了长沙。

世珍同志到达长沙后，又由地下党组织安排，住在长沙四方塘教会办的青年会内，以此为据点，开展革命活动。他以国民党员的公开身份，找到了在旅鄂中学读书时的原校长彭国钧先生，乃被十分亲切的接待。这时的彭，已是担任国民党湖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的常委。又通过当时担任国民党湖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秘书，地下共产党员，旅鄂中学同学周圣工同志的介绍，有彭国钧先生的关照，世珍同志顺利的在国民党湖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宣传部任干事，同时兼任省指委党校教官，又做了《国民日报》副刊编辑。在党校担任“人生哲学”和“三民主义宣传”等课程，他授课前认真备课，写好每一课的讲义。授课时由于他知识渊博，又有很高的马列主义的理论基础，以及对三民主义有极深刻的理解，故授课时深受学员们欢迎，很多学员都说：“米教官一上课，教室内就鸦雀无声”。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革命，在上海大肆屠杀共产党员、革命工人和一切革命群众。全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长沙及南方的革命气氛尚还高涨。但在“四一二事变”的影响下，国民党右派和反动军阀的反革命气焰却十分嚣张。湖南的国民党右派，在军阀何建和反动军官许克祥等策划之下，于5月21日在长沙发动了反革命叛乱，大批军警进攻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省党校和一切革命团体，搜捕共产党员、革命工人、农民和革命群众，进行疯狂残酷地屠杀，并叫嚣“宁可错杀三千，也不可放走一个共产党员”反动口号。而世珍同志目睹这一形势，更激起了坚定的革命意志，在白色恐怖罩着的长沙，他与地下共产党员周圣工、李楚藩(李任省指委组织科干事)等商讨对策，决定发动群众，恢复革命团体，恢复党团组织，挑选优秀份子，组建武装队伍，制定革命纪律，开展以武力对抗新军阀的革命斗争。

国民党湖南省委党校是世珍同志利用公开身份，宣传马列主义，运用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讲解新三民主义合法斗争的重要阵地。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共产党包括国民党左派在内的新三民主义与国民党新右派在内的旧三民主义展开了殊死的斗争，在理论上争论的焦点，是真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还是假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这一理论上的斗争焦点也就成了国共两党斗争的焦点。米世珍同志在讲台上大讲特讲新《三民主义宣传大纲》、《三民主义的科学基础》他指出：“我们看一部铅印的三民主义，处处充满着科学的成份，时时放射出科学的光芒，他不仅包含了各种社会科学，同时也包含了各种自然科学：不仅有政治、经济、社会科学的原理原则，同时也有天文、地质、生物、理化的各种问题，同时还可以解决社会上的一切问题；不仅能满足人们一切实际的要求，同时还能给人们精神上以无限的安慰。三民主义之所以伟大，也就是伟大在这个地方”。

针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统治集团，反对新三民主义，他就在大讲特讲“民族主义的科学基础、民权主义的科学基础、民生主义的科学基础”。他除在课堂上讲授以外，还分别在《国民日报》、《呼声》等杂志上用文章发表。

现在湖南省档案馆保存的历史档案中就有一份民国十七年(1928)7月10日出版的“国民党湖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宣传部主编”的《指导》杂志第一期，第一篇文章的作者就是米世珍编著的《三民主义的科学基础》，文章共二万三千余字。全面论述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科学基础”。

该刊的编者在识言中写道：“米同志这篇文章，其前半本已在《呼声》杂志中登过，嗣因米同志忙，以致中辍。但三民主义的科学基础，在今日实有切实阐明之必要(着重号为笔者所加)，故特请米同志将此文赓续写完，在本刊发表，俾一般读者得窥全貌”。

世珍同志的这篇文章分为“(一)导言；(二)民族主义的科学基础：(三)民权主义的科学基础；(四)民生主义的科学基础：(五)结论”五个部分。文章针锋相对地以蔸售假三民主义的戴季陶(1924年戴在国民党“一大”选为委员、常委，任宣传部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孙中山逝世以后，成为国民党新右派的理论支柱。笔者查注)为把子，全面论述了真三民主义的科学基础。文章在“导言”的开头引用了戴季陶的最后两句话：“……只有科学的发展，才是革命实力的发展……只有科学能力的独立，才是国家独立的基础，才能发展民众的衣食住行……要切实把三民主义建设在最进步的科学之上，三民主义才能完成”。米世珍同志接着写到，“从最后两句结语看来，似乎三民主义的科学基础，还待我们重新去建设，它的本身原无所谓科学性的。其实不然，戴先生一向来是承认三民主义科学性的，不过他的意思，是要我们努力于科学的研究，对于三民主义科学证据没有列举的地方，我们要努力为之补充，对于三民主义实施方法没有完全设计的地方，我们要极力为之建设；惟其三民主义是科学的，所以需要科学的计划来实现。惟其三民主义的基础建筑在科学上面的，所以需要科学的计划来完成。我敢说三民主义的成分全部都是从进步的科学中得来的，没有科学，就不会产生博大精深的三民主义，如从三民主义中抽去了科学的成分，便不能称其为革命的理论，作我们思想上行为上的最高纲领。”文章言简意赅地阐明了三民主义的科学性和正确性。接着文章以“民族、民权、民生主义”的三大主题，全面论述了．“三民主义的科学基础”，之后又在文章“结论”中指出：

“可以毫不讳言地说，三民主义是科学的，三民主义的基础是建筑在科学之上的，三民主义的理论是从科学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总理一方面搜集古今中外重要的科学理论，一方面考察东西方各国的实际状况，用综合与分析的方法，求出各种社会现象的因果关系与各种学术思想的是非曲直，取其精当而适用的部分，以为中国新社会建设的根据。所以三民主义是科学的。根据上面的说明，我们知道民族主义是以种族学、历史学、社会学、生物学……为基础的：民权主义大部分是以政治学为基础的；民生主义大部分是以经济学为基础的，民族自决与民族平等，不是历史学的教训，便是社会学的原则，四权政治与五权宪法，不是各国政治原理，便是各国政治经验，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又是各派社会主义理论精髓，为各派经济学者所偏重，而总理独能取其所长，作成有体系有步骤的理论和方略，所以三民主义是建筑在科学上面的。并且总理不但能窥视古今中外学说之轨迹，而且能根据此类学说轨迹创造出一种新的革命理论。如此民族为起点的大同主义，以权能分开而施行的民主政治，由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而达到的大同共产社会等，都是总理伟大的发明。所以我说总理不只是科学的继承者，而且是科学的创造者，不只是科学的发明家，而且是科学的建设家，这一点无论谁都不得不承认”。

世珍同志在他的文章结论最后还写到“整个三民主义，它的全部基础又是建筑在世界文化上面的，这既有中国的伦理哲学，政治哲学的基础，又有东方文化（包含一切思想、学术、文物制度在内）的基础，也有西方文化的基础。那就是说，

这个通明透亮的三棱镜的各方面，都充满着世界文化的色彩；

这个亮晶晶的三棱镜的本质，就是东西文化汇合以后的世界文化的结晶；在这不结晶体任何方面，都充满着科学的成份；民族、民权、民生的三个连环相通的外边，都放射着闪烁夺目的科学光芒；由顶点直贯到底的生存进化中心，都是科学昌明后所显不给人们的光明路向。没有东方文化作基础，固不能开辟三民主义的道路，没有西方文化来融合，也不能冲破这黑漆一团的领域。所以我敢说三民主义是东西方文化的总汇，是世界文化的结晶。东亚与西欧都有几千年的悠久历史，这两个自治离异相见甚晚的东西两地，自接触后便有一种新的变动，这种新的变动便是意识交流文化交换和表征。智慧过人的总理，在这两大文化汇合的状态当中，自然要接受两方面的优点而企图建设一种新理论、新文化，以为改造社会的标尺；博大精深的三民主义，便是这种企图的成功。换句话说，无所不包无所不容的三民主义，乃是世界潮流汇合后的一种新的产物，决不是十九世纪以前所能产生的。三民主义之所以能解决世界问题，三民主义之所以超过世界主义、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媲美的原因却在于此”。

以上是米世珍同志论《三民主义的科学基础》的“导言”和“结论”部分的论述。从他的全文来看不仅论述的是“三民主义的科学基础”，而又全面深层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民权观和民生观，严厉地痛诉了国民党新右派头子戴季陶、以及蒋介石为维护反动统治的假三民主义。文章发表是在“4．12事变”和长沙“马日事变”发生一年多后，全国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根本不存在什么民族、民权、民生，相反的是中国人民却生存在水深火热之中。该刊《指导》第一期7月10日出版，刊登头版米文，编者写有一个“识”，识是“知道”，“辨别”，它是要人们识别“是真三民主义，还是假三民主义。‘在今日实有阐明之必要’。”7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周年的纪念；编者作者及同事(同志)，冒着牺牲的极大危险，决定公开全文发表此文，这真是还没有倒下去的共产党人，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前仆后继杀向反动统治集团心脏的一只利剑。文章发表四十天后，即8月21日，米世珍、周圣工、李楚藩三同志，被湖南省清乡督办署逮捕。他们捏造谎言以“北平特别市指委会声称‘前湘大学生米世珍系著名共党’，“并由俄使馆抄出之苏俄阴谋文证”。笔者查据1927年上海《晨报》，“民国十六年四月十七日报道，俄使馆于本(四)月九日被国民党政府军警查抄，李大钊等七十余人被捕，郑延禧代表中国政府外交部驳复苏俄抗议照会”。

又据四月二十八日讯，“李大钊、姚彦等20人，被当局处以绞刑”，以上是1927年事，时至1928年8月20日，又从何而来“涵称”、“文证”之缘由。这显然是国民党省指委会伪造之所至。

8月24日，伪省指常委会又以米、周、李案之事，通过“告全市党员通告”称：“查共党要犯米世珍、周圣工、李楚藩，包藏祸心，混入本党，业经省指委会揭发彼等罪状，解关督署，严究在案。该米世珍以未以自首之共逆，敢于潜入本党，窃据重要位置，凡属党员，莫不切齿。本会以案情重大，为此恺切通告本市全体党员，尽量查举与本案有关情事，如米等过去之行动，组织党徒之阴谋，挑拨离间之伎俩，勾引本党同志之情形，当各所知一一呈报本会，以凭汇呈上报上级党部，彻底严究，务绝根诛。惟本会认米等狡诈成性，作伪伎长，当其真相未露，本不容易认识其在过去四处招摇，活动甚力，本党党员既难保不有被其拉拢接近之份子；又因彼等假名左倾，团结青年，危言耸听；最能鼓动，又难保上述份子不有因受鼓动而隐于错误，此认识不清，立场不定，立场不坚，因属党员最大缺点。然因不知米等真相，致被蒙蔽，究属尚有可原，迄于今日米等反革命行经业已大白，苟非甘心附逆之份子，当幡然觉悟，知过去之为米等所买，自应毫无隐讳，举过去与米等接近谈话前后始末情形，详细报告本会，本会略迹原心，当不深究，如其讳莫如深，不及早陈明，并将所知内容尽量检举，自属米等同类，必为共匪无疑。……”以上之述词，并无实据，在处决“共犯”报告中有两句话意味深长：“阳假本党招牌，阴做共党工作”，这真道出了米等三位斗智谋略。

8月30日，米世珍、周圣工、李楚藩三同志同时就义，世珍同志在临刑时的最后一刻，他喊出了自己的身份和压在心底六年来的壮烈声音：“中国共产党万岁!三民主义一定在中国胜利!……”倒在血泊之中……就义后经在长沙的同乡好友，集资购买木板，掩埋在湖南铁工厂后山上。

米世珍同志自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长期做地下工作，他是在国共合作时期没有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以国民党员的公开身份同国民党右派进行激烈的斗争，特别是转到湖南后，更是在敌人的心脏内斗争，他正确的讲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更精辟的论述了“三民主义的科学基础”，分清了三民主义的真伪面目，阐述了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真诚主张。同时批判了以戴季陶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篡改三民主义的丑恶嘴脸，揭穿了蒋介石搞假三民主义的反动本质。米世珍同志真不愧是我们党早期杰出的理论工作者，和捍卫新三民主义坚强而可敬的战士!

世珍同志在湖南工作期间，写有多篇文章，据一位外地党史办主任说：他看到米的文章至少有五篇。因故，保靖县档案馆存有《三民主义的科学基础》复印本一件并非偶然。米世珍同志遇害后，当时长沙轰动一时，有许多长沙的报纸，特别是小报都以热门话题登此消息。

米世珍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七十多年了，但他的光辉思想和崇高的革命精神，永远激励着家乡人民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与复兴而前仆后继，勇往直前。保靖县人民政府代表保靖人民的意愿，于1952年追认米世珍同志为革命烈士。  

   (作者：吴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