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州第一位中共地下党女县委书记——彭司琰

来源: 发布时间:2014-01-02 字体大小:

  ◇贾 昶◇

  彭司琰,1915年3月17日出生于保靖县迁陵镇一个土家族的封建富裕家庭,祖父既经商又收租。父亲是三个兄弟中的老三。父亲年幼开始读书,稍长就学北京,勤奋好学。然而,天有不测风雨,司琰在两岁时,父亲病逝,母亲年轻守寡。祖父和伯父为了占有她父亲名下的遗产,给她母亲过继了两个儿子,大的名司继,小的名司续。掌管家财的祖父只供司继、司续读书,不同意司琰读书。司琰母亲的表弟姚彦是中共早期党员,在北京与李大钊同志一起从事革命活动,司琰的名字就是姚彦的取的。1925年姚 彦曾回保靖探亲,他很同情表姐的不幸遭遇,鼓动表姐要勇敢摆脱封建枷锁,送女儿到外面读书。1927年,姚彦和李大钊同志在北京被反动军阀杀害,恶耗传到保靖,母女二人恸失亲人,从此,司琰克服重重困难,冲破重重阻力,终于考入长沙市周南女中读书。她省吃俭用,勤奋好学,可读高一时,母亲再也无力维持他的学费,1934年春只好转桃源师范,因为这里不收学费。

  彭司琰就读桃源师范时,已经是亭亭玉立的女青年了,此时,她开始注意周围的人事,关心社会的时局,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刊和报纸,她对旧社会的黑暗腐败不满,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三省义愤填膺,经常在同学中谈论时局和发表自己的见解,满腔热情支持“一二九”学生运动。演说时她慷慨激昂,声泪俱下,有着极为强烈的感召力,不久,她被同学推选为学生会主席。西安事变发生后,学生会和校长对蒋介石被扣有着截然不同相反的态度,学生会支持张学良、杨虎成两将军的义举,校长却在报告时污蔑张杨为“赤匪”。学生会本来不满校方克扣学生伙食费,这事更是引起学生们的反感,学生开始罢课斗争抗议,在当局政府的压力下,罢课平息,作为学生会主席的彭司琰,竟被校方划入开除之列,但为稳定局势,结果只给彭司琰“记大过两次”,“撤销学生会主席职务”的处分。

  彭司琰在桃源师范毕业后,1927年在溆浦简师工作一个学期,8月准备去上海读大学,当时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抗战开始,接着在上海发生了“八一三”事件,上海战事紧张,她只好回到保靖,先在县立模范小学谋得一教师职位。随着抗日民族统一占线的形成,保靖抗日救亡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彭司积极参加救亡工作。当时,中共地下党也在保靖秘密建立组织,她在带领学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中,发现共产党就在自己身边,她追求真理,向往光明的心情激动难平,她找到党组织,并提出要求加入党组织的申请,1938年10月,她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经组织审核,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彭司琰认真阅读《共产宣言》、《论持久战》等书籍,并注意理论联系实际。1939年,她凭着自己的学识和能力被正式任命为县模范小学校长,时年仅23岁。保靖地下党就开始以彭司琰所在的模范小学为基地开展工作。她入党不久,当时的县长要拉她加入国民党,并说不加入国民党就不能当校长。为了利用模小这块教育阵地,掩护地下党开展工作,经地下党领导同意,彭司琰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员。不久,她被选为保靖县妇女会主任,她召开保靖县妇女代表大会,宣传妇女解放,组织妇女支持前线;她办民报,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政策;她掩护南来北往的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为他们提供住宿、经费和安全保证,帮助革命者摆脱追捕,由于认真执行中共湘西工委的各项方针政策,广泛开展地下党活动,成绩显著,1939年10月,湘西工委召开保靖支部会议,指示保靖成立县委,鉴于彭司琰的工作成绩和工作能力,宣布她为中共保靖县委书记。

  彭司琰担任地下党县委书记以后,利用校长的公开身份,组织保靖的革命活动。1939年,反共浪潮袭击湘西,湘西工委在溆浦、沅陵、泸溪等县难以开展工作。地处边陲的保靖、花垣逐渐成为重要活动基地。在其他地方暴露的同志,有组织、有领导地一批一批转移到保靖,保护组织,掩护转移同志的任务自然落在保靖县委的肩上。彭司琰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将领导和同志们安排在自己家里,中共地下党湘西工委负责人梁春阳、谌宏章、李鳌等同志,多次来保靖都住在她家里。地下党员金汉虚,身患疾病,又遭敌人追捕,彭司琰将其安排在自己家的楼阁上,隐蔽了半个月。后来,金在其《劳蛛日记》中写道:“房间收拾的很整齐,什么都为我准备得很周到,连解手纸都剪得很整齐……”。金走的时候将自己阅读的外文版《列宁传》等书籍及日记托负给彭司琰及她的母亲代管。随着白色恐怖的加剧,彭司琰后来转到昆明,她一直将金的书籍和日记隐藏着。解放后,她将《劳蛛日记》交给金汉虚的家属,后作为烈士遗物珍藏在湖南历史博物馆。

  在白色恐怖下,保靖地下党的频繁活动,更加引起敌人的监视、盯稍。上级组织决定为保存力量,保靖县委暂停活动。彭在这样的情况下去了昆明,后来又转到重庆。她期望和党组织取得联系,但未成功。1941年,彭司琰在重庆江津师范学院读书时,与一位在重庆陆军大学学习的同乡喻英奇相识,喻多次向她求婚,并告诉她,自己于1937年作为国民党66军160师478旅的旅长曾参加过上海、广东抗日保卫战,从南京突围时身负重伤,伤癒合后又在江西、广东等地与日作战。司琰与喻认识正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特定历史时期,彭司琰考虑到当时国家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喻是团结的对象,同时可以利用喻的力量为家乡办点事。于是,她同意了这门婚事。半月后她回到保靖,召集进步青年一起在水银乡创办了花桥小校。学校采取减、免、奖等办法专收那些读不起书的穷孩子入学,此举受到家乡人们一致好评,为家乡的教育作出了贡献。

  1948年,彭司琰想早日找到党组织,便去了广东。她想,香港是各种身份的人聚集的地方,说不定能找到党组织,于是他定居香港,千方百计找党组织,终于通过介绍认识了当时华商报工作的俞鲤庭同志,之后又见到了香港地下党负责人张 枫、杨 奇同志(张 枫即解放后任中共华南局统战部部长的饶彰枫同志)。饶彰枫同志了解彭的全部经历和政治情况,便为她安排了相关工作。彭司琰找到组织后非常激动,她多次往返香港与潮汕之间,收集有关国民党奥东部队兵力、装备情况,及时向香港地下党汇报,她还冒着生命危险为解放军东江纵队募集资金,并协助组织做国民党高级将领的策反工作。

  1949年10月1日,彭司琰在香港听到北京隆重举行开国大典,她激动万分,立即作出回新中国的决定。1950年初,在中共华南局的关怀下,她离开香港回到祖国。党组织送她到“南方大学”深造半年后,分配她到广东省妇联工作,她全身心投入革命工作,积极参加土地改革。她看到解放初期国家经济非常困难,先后捐钱捐物。一次性为南方日报捐献港币6万元,为南方大学捐献港币1万元,购买电影放映机及其它教学器材。为广东省妇联托儿所捐黄金17.5两。抗美援朝时,又捐献巨款购买飞机大炮。她把这些捐款作为自己应尽的义务,对党的一片爱心。

  1953年,根据司琰及她母亲的要求,司琰由广东调回长沙,回到她的母校周南女中任语文教师。在极左肆虐的年代里,彭司琰无法提出恢复党籍的要求。在文化大革命中,她被打成叛徒,被审查、批斗、游街,坐“牛棚”,甚至被剃阴阳头游街示众。尽管如此,她始终没有动摇过对党的忠心和信心,她的家被抄十多次,母亲和孩子被牵连搞重体力劳动和下放农村。有一次,她的儿子到“牛棚”来看她,问她:“妈妈,全国解放时,一些人纷纷离开大陆,你却把我们从香港带回来,现在你后悔了吗?”她说:“我一点都不后悔,人应该追求真理,身外之物可有可无,只有信念是永存的,我希望你们要坚信党,坚信群众,我的问题总有一天会弄个水落石出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长沙市委为彭司琰同志恢复了党籍,并作出享受正县级干部待遇的决定,当她得知此消息后,心潮澎湃,一次性缴纳党费800元,她说要补上多年来的党费。

  1986年,长沙市老干局组织老干部检查身体时,发现彭司琰患有肝癌而且已经到了晚期。她知道自己病情后考虑得不是自己怎么样治病,而是怎样抓紧时间为党和人民多做点事情。她得知家乡的花桥小学年久失修,校园破损,就萌发了复修花桥小学的念头,她抱病起草了《劝募复修花桥小学倡议书》,向海内外朋友倡议,她不顾子女的劝告,拖着病体回保靖暂居,一边指导学校修建,一边为含冤死去的地下党的同志撰写申诉材料,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1989年3月13日,她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73岁。长沙市周南中学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灵堂前一副醒目的挽联,是对彭司一琰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一生的最好的评价:

  上穷碧落,下穷黄泉,格致世理,五十年来,轰轰烈烈,追求真理,做革命先驱,党员表率,而今未言成永诀;

  先顾学子,后顾家小,畅达人情,七十四载,平平凡凡,爱惜声名,为教育师长,当代楷模,从此欲哭竟无声。

[编辑:彭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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